红枣文化价值简论
杨  平

“红枣文化”一词，古代典籍中少有，现代文献中也很鲜见。其文辞是近年从红枣方面的资料中才逐渐见得多了起来。
何谓“红枣文化”？其价值如何？查史阅今，恕笔者孤陋寡闻，不得见关于红枣文化的释义或这方面的理论研究文章。近年虽略见一些学者对红枣文化方面的见解，但也只是一些零散的只言片语，既不成系统也很不全面。
2010年10月，在河北省行唐县委、县政府的积极申报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将行唐县命名为“中国红枣文化之乡”，并将“中国红枣文化研究中心”挂牌于此。
笔者是一名红枣文化的爱好者，又是中国红枣文化研究中心成员，对红枣文化的执着探究，自以为是责无旁贷。以下文字，是笔者多年来探索红枣文化的几点卑识拙见，虽为“隔靴搔痒”，但总算在此方面填补了一些憾缺，并与大家商榷。
古典《易经》对“文化”的解释是：“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一化成天下”。其意是按照人文来进行教化。这大概是对“文化”一词最早的注解了。现代意义上的“文化”一词，则是指“人们创造的效用价值在传播中实现为财富的普通过程。即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文化是人类的本质显现，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同时，改造着自身，在创造文化的同时把自身创造成具有思维劳作机能的高级动物，从而区别于消极适应自然界的其他动物。”（《文化理论》）
“文化”从其理论角度来讲，通常有“广”“狭”之分和“大”“小”之别。简言之，“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强调了人类劳动创造的结果，但遗漏了人类文化实践活动的本身。“狭义”的文化是指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各种社会制度和组织机构，它强调了固化的精神财富，而忽略了创造、传播精神财富的文化活动本身，这种静态的表述方式却不足以描述文化的动态特征和揭示文化活动的运动规律。
“大文化”相对于“小文化”。“大文化”是一个文化群体所有的文化财富和文化活动构成的群体的文化。如：国家文化、民族文化、宗教文化、区域文化等，是真正意义上的“广义文化”。“小文化”则是指关于人类生活的各种知识，尤其是书本知识。它是大文化生活的一个特殊方面，从属于大文化。由此可见，“红枣文化”属于大文化范畴，同时又具有“小文化”的记载和载体、传承和摹写的作用。谈及“红枣文化”，要从红枣文化的质点及载体说起。
“枣”字的出现，开始写为“棗”。《说文解字》解释其：朿（ci），木芒也。两“朿”相形、叠加，小枣（酸枣）丛生者。古人将枣与酸枣视为同类。《辞海》中解释：落叶乔木，叶长卵形，有直立或钩状刺，基部广而扁斜，三出脉，托叶呈刺状，永存枝上。聚伞花序，生于叶掖，花小，绿黄色。核果大而长圆，鲜嫩时青黄色，成熟紫红色，故为“红枣”。
据资料表明，枣树原产中国，栽培历史悠久，由于其适应性强，耐寒、耐劳、耐贫瘠、耐盐碱，种植资源丰富，苗木品种颇多。
“红枣”最早见于文字记载的是西周典册《诗经》，距今已有三千多年。考古发现，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就已开始采摘和食用枣果。河南省新密发掘出碳化枣果枣核，新郑市裴李岗文化遗址发掘出枣核化石，其年代都在七千多年以上。此后，在湖北随州曾侯乙墓、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新疆吐鲁番地区古高昌国古墓，均发掘出枣核和干枣遗迹。
这些发现表明，两千多年前，枣树在中国广大地域已经广为栽培。《尔雅》、《神农本草经》、《齐民要术》、《打枣谱》、《植物名实考》等古代典籍，对枣的栽培、品种、品性、加工、贮藏、食用、药用等诸多方面，也都有相关的记述，并记述了枣的主要栽培区域是黄河中下游地区。随着枣树栽植面积的逐渐扩大，枣树的品种也越来越多。《中国果树志•枣卷》载：“酸枣为枣的原生种，枣由酸枣演进而来。”据考证，到明代，中国各地基本都有了不同品种枣树的栽种。河北农大刘孟军教授的《中国枣树质资源》一书中，记述枣的品种和优良类型将近1000多个。
可见，红枣是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培育驯化过程。千百年来，农耕者通过生产实践，运用一定的手段和方法，使其适应新的环境，使野生植物变为家栽植物。这里当然也包含着其自身演化与进化的过程。长期的劳动实践，人们积累了丰富的生产经验和科技成果，同时由于红枣的效用价值与人们的经济生活息息相关，有着其他果品不可替代的作用，目前，它已成为我国最具代表性的民族果品（有关专家和学者提出将红枣树列为“国树”，看来未必不可，是否也算名副其实？）
“红枣文化”的产生与红枣的价值是密不可分的。对于“红枣”的自身价值和效用，无论是古书典籍，还是现代图书专著，都有大量的记述，归纳起来，主要是食用、药用和材用。远古时，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人们择穴而居，采果而食，野生的酸枣果被摘来食用。研究资料表明：枣和酸枣为同种，或枣是酸枣的一个变种。现代技术鉴定：酸枣的营养价值较高，其中含有蛋白质、脂肪、糖、果胶等多种人体有益的成份，除含有钾、钙、磷、铁、锌、纳、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外，还含有大量的维生素C（新鲜成熟的酸枣果的维生素C含量是柑桔的30倍，是苹果的160倍，在人体中的利用率可达百分之八十以上），对人体有保健治病的多种功效。古今中草药方中，多用其治疗中气不足、体倦乏力、神经衰弱、心烦失眠、妇女脏躁、多梦盗汗等杂症，《本草纲目》中说其“性平无毒，久服轻身延年”。
野生酸枣如此，经过千百年来人们培育驯化的大枣，除有着酸枣的功效外，它的价值效用也在不断地优化和提高。譬如：枣果由小变大、由酸变甜、由非食到主食、由药理到医病，从自然粗放到科学利用，红枣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枣果，故被人称作“百药之引”、“维生素丸”、“果中之王”、“铁杆庄稼”等，尤以在红枣产区，其树其果已成为人们经济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部分，代粮慰饥活命，营利致富济贫。史料记述：“兵燹之后，人物凋耗，土地荒旷，旧有存者十仅二三，唯山民生齿日繁，有增里额。”枣树和枣区枣农结下了不解之缘，并融入了他们的生命。“劳动创造了人”，人创造了枣树，人育树，树养人，人树合一，世代相依。因此，人们也创造出了由枣树衍生的并经人们集体创造、集体传承的“文化现象”，故称之为“红枣文化”。
红枣文化属于“大文化”范畴中的“地域文化”，其文化质点或属于“植物文化”。红枣原产中国，种植广泛，资源丰富，源远流长，在历史长河中由此积淀形成了这种具有区域性的“文化现象”。而它具有文化概念中的几个基本特征：
一是它的普遍性。文化是普遍的人类现象，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有文化。二是它的延续性。文化是在延续中存在和发展的。社会物质生产发展的历史延续性是文化发展延续性的基础。一切文化成果都是以往所创造的文化财富基础上积累而成的，后人的文化活动也都直接或间接地依赖于前人发明的文化技术、经验和理论。失去了延续性，就失去了文化存在的现实依据与文化的前提。正是在这种延续中，文化传统才得以形成和加厚。三是它的规律性。文化的创造与传播、产生与发展，有着自身的客观运动规律，而满足人类生活需要则是文化活动最基本的规律。文化创造、传播活动中形成的不同的文化形态和特殊文化现象，都服从于文化的基本规律。此外，文化的民族性、阶级性、时代性特征也都是其所具有的。
“文化现象”是文化价值在传播过程中的外在体现，它是对人类具有价值效用并经人类改造而加以利用的自然现象，如园林、耕地、水库、运河、景区等。文化现象对人们文化观念的形成起着决定作用，它是可感觉和描述的，它是文化的外显形式，抑或称之“显型文化”。
 红枣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且作为“田园山林”自然现象，已经过人类千百年的改造和利用，对人类社会具有了一定的效用和价值。
太行山红枣主产区——行唐、阜平一带，至今流传着这样一则故事：远古陶唐氏时，颍水河畔有个叫许由的年轻人。他见人们吃不饱、穿不暖，就费尽千辛万苦从神农氏那里寻来了酸棘核，开始广泛种植。圆而小的酸果，生津解渴，却不能充饥解饿，吃多了牙齿麻痒，口酸肚胀。许由和尧帝之女娥皇、女英姊妹跋山涉水，移来数十棵不知名的野生果树和酸果栽植在一起。寒来暑往，奇迹发生了，果园（最早的园林）里的小酸果竟由小变大、酸甜适口，并且还鲜干能食，又当果又当粮。人们就把这又大又甜的红果叫“枣”，还把结枣果的树叫“神树”。
尧帝听说后，让许由教人们广为种植红枣，解决缺粮少食而饥饿的困境。后来，天帝知道了，要把这“奇珍异果”移植天庭。尧帝小女儿女英誓死不肯，违抗天命保护枣树，使其春不开花，籽不结果，根根相连，刀砍不断，让枣树扎根沙土与老百姓代代相守，不离不弃。而她却因身犯“天条”，触石而亡，血染河水，枣乡人说胭脂河的名字就源于此，因此她还被老百姓尊为“枣神”。
从故事传说的发生时间来看，距今已有四千多年。可以看出，那时我们的祖先就与“枣”有了接触，枣已进入百姓的日常生活。后来人们培育它、改造它，更好地利用它、保护它，还赋予它神话传说的文化内涵。
《诗经•豳风》中有“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的诗句。其中，说枣子秋天季节要收获，等农闲时，要用枣栗之类酿酒。春节时，将各类美食醇酒送给长辈，以示敬老。此外，《诗经》中还有“园有棘，其实之食”、“交交黄鸟止于棘”等诗句，是说在中国古代北方（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人们从事林果生产，栽植枣树，以食其果，已经是相当普遍的事情了。
古典《周礼》中记述“馈食之笾，其实枣李桃榛”，是说在春秋时候，红枣果就是贵族阶层人士礼尚往来必不可少的礼品。“主妇其洗献于尸，亦如傧。主妇反取笾于房中，执枣、糗，坐设之，枣在稷南，糗在枣南……”可见，枣果是祭祀时不可缺少的供品，就连摆放位置和摆放人的地位身份也是有讲究的。“妇事舅姑，如事父母……问所欲而敬进之……枣、栗、饴、蜜以甘之。”意思是，有关长辈的饮食，要取得他们的同意和欢心，更要有新鲜和甜美的食物。如此等等，《诗经》《周礼》中所记载的，也算是我们见到的有关红枣文化最早的文字了。
红枣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层面对社会政治、经济、宗教、人文、科技、道德观念等做出的一种折射和反映，它包括生产、生活、礼仪、饮食、养生、爱情、婚丧、节日、宗教信仰、精神崇拜等诸多方面。如《战国策》中记述苏秦游说燕昭王：“北有枣栗之利，民虽不由田作，枣栗之实足食于民矣。”将红枣的生产和拥有看作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其战略意义重大。《韩非子》中关于赈灾的记述：“秦大荒……令发五苑之蓏、蔬、枣、栗，足以活民。”在《汉书》中记有“去妇因探邻舍枣”的故事：王吉东家枣垂吉庭，吉妇探取以啖，吉知之，逐去其妇。东家闻之，欲伐树，乡里止之，请吉还妇。这则由枣子而生的道德故事虽小，但令人寻味。此外，《史记》中记述了仙人食枣的神话。唐代诗人白居易赞枣树是“君若作大车，轮轴材须此”。北宋改革家、文学家王安石作《枣赋》赞其“在实为美果，论材又良木”。《古咄唶歌》中：“枣下何攒攒，荣华各有时。夏欲初赤时，人从四边来。枣适今日赐，谁当仰视之？”咏叹红枣的字里行间，反映了人世间的盛衰荣辱、世态炎凉。
文化现象是文化观念和文化价值观念的反映对象，是第一性的，同时，文化价值赋予文化现象财富特征。文化价值的传播又赋予了文化现象相对普遍性特征。那么，文化的价值又是什么呢？我们知道文化价值学研究的是文化本质的规律。文化的本质属性是人类为满足生活需要创造出来的，并在传播中实现事物的有用性。文化效用价值和文化创造价值是文化价值两个重要的要素。效用价值产生于具体人类创造，是文化客观的财富内容。创造价值来自于抽象的人类创造，是文化主观的财富标志。二者是构成文化价值不可或缺的要素。我们说，不具有效用价值的创造活动不能传播，不能实现为价值，因此也就构不成文化；不具有创造因素的效用价值，是没有被人类利用的单纯的自然价值，没有通过传播，也构不成文化。只有二者同时具备，才能构成文化价值。不难看出，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出现的“红枣文化”，它同时具备了文化价值的两个要素——效用价值和创造价值，同时也有着文化价值与文化价值传播的双重属性。
红枣文化的产生、传承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从大量古籍资料中，我们看到由红枣衍生的饮食文化、民俗文化、养生文化等文化现象，不过将其上升到理论加以研究，确是时间不太长的事情。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笔者工作在枣区，有机会接触到红枣文化方面的工作（曾策划拍摄了由县政府投资的电视专题片《枣乡风情》），期间走访了全国几个产枣大县和地区，所到之处，无论书籍资料或口头相传，在不同区域，都有与红枣相关的文学艺术作品：小说、故事、神话、诗词、民歌、谚语、楹联、绘画、木雕、盆景以及中草药方、科技知识等。陕西的清涧、吴堡，河南的新郑、内黄，陕西的吕梁地区，山东的乐陵、无棣，河北的沧州、赞皇，都不同程度有着红枣文化的存量，河北太行山区的行唐、阜平堪称红枣饮食文化、红枣民俗文化、红枣酒文化的富集区，但这期间很难找到一本关于红枣文化研究的专著，也没有一家红枣文化研究方面的机构（红枣生产技术管理的组织和机构各地较为普遍，多设在林业部门）。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农村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作为林果业的红枣产业，以其自身的优势，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产业化程度也越来越高。以红枣生产大县行唐为例，该县早在1984年就经县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把枣树列为“县树”。提出“人人年年栽枣树，功在当今利在后”的口号，组建了红枣研究开发课题组。在政府的大力号召下，开发“四荒”，广植枣树。上世纪末，全县枣林面积已扩大到60多万亩，年红枣产量为河北省第一、全国第二，年产值超双亿元，枣业成为全县农业经济的主导产业。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红枣产区的红枣生产也在迅猛发展，红枣种植面积的扩大、红枣品种的增多、红枣产量的提高、红枣品质的提升，是前所未有的。尤其是科技工作者对枣树的“三虫一病”（枣粘虫、枣步曲、桃小食心虫、枣疯病）防治，国家对市场经济发展和农业生态的重视，加之退耕还林的推进和枣经济效益的驱动，红枣种植出现了规模化、产业化和科学化的扩张态势。据有关资料显示：全国除了黑龙江、西藏等个别省区外，其他各省区都有红枣的种植和生产。截止2012年，全国枣林面积已超过2300万亩，年产量230万吨，占全世界红枣面积和产量的99%。其中，河北省栽植面积500万亩，年产量90万吨；陕西省550亩，年产量40万吨；山东省336万亩，年产量76万吨；新疆600万亩，产量也很可观。从本世纪初到现在，国家林业局先后在全国分四批命名了28个“中国红（大）枣之乡”，有力地促进了全国枣业的发展。可以说，作为农业生产的一部分，红枣业的发展也为红枣文化的传承和创造加厚了基础，形成了更深厚的文化积淀。
文化理论界认为：文化有着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之分，且有介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之间的“第三种文化”，即“行为文化”。行为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中创造、传播、占有、享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行为中体现出来的人类化活动过程。是从物质到精神或从精神到物质的中介环节，它不直接等同于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但它却是创造二者的前提条件，渗透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之中。随着这种“行为文化”的日益演进和发展，我们也应该顺势而为，在传承红枣传统文化因素的同时，去汲取红枣现代文化因素，打破红枣文化长期的迟滞和淤塞，不是简单的“复制”，是来弥补红枣文化的“断层”，实现这一文化的嬗接和创造。
中国红枣文化研究中心成立之初，作为中国大枣之乡的行唐县，凭借枣乡文化的优势，成功申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地名分部命名的“千年古县—行唐”这一地名文化遗产（2009年全国第12次世遗评审会通过）。此后，该县又向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申报了“中国红枣文化之乡”这一国家文化品牌。当时，参加评审的有关专家学者也曾有所异议：“枣文化的提法是否是对文化的滥用？小小枣果，能有什么文化可言？”“人们口头上几句枣农谚或几篇枣题材文章，就说它文化如何如何，是否当地政府官员有着‘秀枣’之嫌？”对此，红枣文化的探究者们不灰心、不气馁，对红枣文化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和研究。2010年秋，国家文化部门的有关专家学者莅临红枣文化富集区行唐实地考察，进行论证，认为红枣文化与人们早已认识的茶文化、参文化、酒文化一样，同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中华文化价值体系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其文化参与和文化创造有着广阔的研究发展前景。窥其一斑，可略见全豹。
 1.从史前的远古时起，枣区百姓为珍惜和保护与他们终生相依的红枣树，而创造了自己心目中的神——枣神女英。后人建祠庙、塑金身而顶礼膜拜。他们认为，是传说中那个颍水洗耳、拒受尧禅的箕山隐士——许由，千辛万苦从先祖神农那里得来种子，精心培育出了神奇枣果，可食可药。是尧帝之女、舜帝之妃——女英，对枣树以死相报而使红枣树得到保护，留给了这方土地上后世子孙。许由植枣，不为名利所动，为世人推崇。“女英护枣”的故事更是妇孺皆知。为了百姓的生命之树、救命之果不遭掠夺和毁坏，她不惧邪恶，不侍权贵，敢于牺牲，这不就是华夏五千年勤劳、智慧、坚韧、勇敢的劳动人民的化身么？“神”的创造，是古人所祈盼、所希求的人民的力量，是人民美好的愿望。在枣区行唐，不仅有许由隐逸箕山，女英独居颍水的文化遗迹，并且有着历代文人墨客和现代名家学者创作出的大量文学艺术作品。电视文学、小说、散文、书画、雕刻、碑帖、标示等以红枣题材为内容，各式各样体裁的佳作，令人观而叹之。最具代表性的名人作品，当属大清皇帝乾隆驻跸行唐，留下的四绝诗句《咏箕山》（箕山建有乾隆御诗碑亭）。
从枣乡行唐走出去的当代女作家、国家一级编剧周喜俊，以红枣为题材的小说《枣园风波》、河北梆子戏剧电视片《孔雀岭》，可谓反映枣乡社会生活的精品力作。枣乡文艺工作者创造出的带有区域性的红枣题材的作品，极大地丰富了枣乡群众的文化生活，并潜移默化地起着文化所具有的功能和作用，净化着人们的心灵，鼓舞着人们的斗志，丰富着人们的精神世界。
2.上世纪七十年代，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时期，全国农业学大寨、以粮为纲。枣区社员群众仍栽植枣树不放松。枣乡行唐的文艺工作者深入枣区，创造出歌舞《丰收枣献给毛主席》，节目主题鲜明，旋律优美，青春靓女，笑语欢歌，表现了公社社员枣获丰收后的喜悦心情，当时深受全县人民的欢迎。在省地文艺汇演中，一举夺冠，至今仍为枣乡百姓喜闻乐见的传统经典歌舞，而不断有人传唱表演。
3.从古代的神话传说到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发生在枣区的人与事，无不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就行唐县而言，近百年就发生过枣区农民的“反枣税斗争”、“枣农五县暴动”、“日寇清剿抗日根据地砍伐枣树制造无人区”等事件。枣乡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勇于斗争，不屈不挠，在与日寇的殊死血战中，保卫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保护了世代依赖生存的红枣树（据党史资料记述，行唐县在抗日战争时期，有过五次较大的护林之战和反扫荡，军民伤亡之众，令人惊愕，烈士就达2400多名）。枣区军民为抗战的胜利和共和国的建立，做出了卓越的贡献。1948年春天，中共中央东渡黄河，越五台进驻阜平城南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毛主席看到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用当地生产的枣子和枣酒招待他。他对聂荣臻风趣地说：“你我都要感谢这些枣子，我在陕北吃的是它，你在河北吃的也是它，它可有功劳哟！”（见《回忆聂荣臻》）
芭蕾舞剧《白毛女》中传唱不衰的“大红枣儿甜又香，送给亲人尝一尝。一颗枣儿一颗心，心心想着共产党”，其原创素材即来自于晋察冀边区根据地的枣乡阜平。当年晋察冀抗敌剧社的一幕《白毛女》，让根据地人民深受教育，鼓舞了人民的斗志，并率先在全国完成了土地运动，支援了全国的解放战争。
4.农村改革开放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行唐枣区农民拍卖荒山，分户治理，创造了“绕山转”、“水平田”、“红黄绿三色两效益工程”。他们发挥出了空前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曾出现过轰动全国的“女青年结婚不要彩礼要荒山”的新闻事件，枣乡文艺工作者以此为素材，创作出戏曲《荒山缘》，荣获石家庄文艺创作奖项，巡演山区各县，深受山区群众欢迎，起到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主流化作用。此外，该县从自然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出发，对生长在本区域的百年枣林（成片）、千年古枣树挂牌，加以保护。并建万亩枣园，广招人才，引进技术，增加红枣的科技含量。故此，该县红枣在全国评优会上多次获奖。2004年，被国家林业局命名为“中国行唐大枣之乡”，2010年，被中国民协命名为“中国红枣文化之乡”。
从以上几个片段可以看出，行唐县把红枣产业作为主导产业抓住不放，先后提出了发展“两红一白”（红枣、红薯、奶业）和“搞好产业文化建设，培树行唐精神”之举措，找出了一条“依托资源育特色，依托特色活产业，依托产业活经济”的发展新思路。什么是资源？红枣是资源；什么是特色？红枣文化是特色。有着资源优势的特色产业，何愁走不出一条活的经济发展之路来？多年来，行唐枣区经济的发展也已证明了这一点。由此可见，红枣文化不单是一方一地的农时民俗、饮食等零星杂碎的文化现象，它是构成“大文化”中的一大文化质点。它不仅是作为文化现象的“显现文化”，同时又是“隐型文化”。而隐的一面，是我们不可感觉的，文字记载中不能直接传达出主体现象的文化抽象。它是“二位一体”的两个方面。
那么，红枣文化与红枣产业究竟有什么关系呢？红枣文化再创造，对红枣经济的发展又有什么作用呢？这也正是我们今天需要探究的主题和内容。
红枣产业的出路在于红枣产业化。所谓产业化是指“以市场为导向，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对其产业产品实行区域化布局、一体化经营、企业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产、供、销、贸、工、农、经、科、文，紧密结合地形成‘一条龙’的经营体制。其基本特征为市场化，区域化，专业化，企业化，规模化，社会化，效益最大化。”（见《人民日报》）
红枣文化与红枣产业是相互联系的，没有枣产业的出现，就没有红枣文化的形成，红枣产业化同样也离不开红枣文化的再创造。我们说文化规律是指文化的产生、发展和衰亡，文化创造、传播，文化变化、进化与退化，文化的进步与退步等各种文化活动的内在法则。文化规律决定了文化价值的传播，文化价值的传播是文化价值的表现形式，也是文化传播的实质。某一创造事物是否能实现为文化，取决于它是否能通过传播，如果不能，其文化价值便不能实现。文化行为中的文化群体，也必将投入到这种文化参与和文化创造。文化创造或叫文化再创造，它是人类的基本文化活动，没有文化再创造也就没有人类文化的产生和发展。
“红枣文化”是个新概念。目前，我们从词典、文化名词中还找不到它。但它不是新生的，其文化价值也不是文化独创和发明。千百年来，劳动人民创造了它，只是前人没有去认真地挖掘研究它罢了。今天我们把它“寻”来，加以研究，对它我们将重新认识而更好地加以利用。
从红枣产业和红枣文化之间的的关系来看：
第一，红枣文化是红枣产业的灵魂，并对红枣产业化的形成，有着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河南新郑有个“好想你”枣业集团。现任董事长石聚彬从一个小厂做起，专注红枣行业，注重红枣文化精神建设，引领红枣行业的科技进步，以“崇尚科学，道德产业”的文化理念管理企业，打造红枣产业链条，成为全国同行业中鲜有的上市公司而享誉中原大地。同时，企业还通过一系列的品牌推广、公益活动、文化活动，锻造出了独具特色的红枣文化和企业文化。
第二，红枣文化对红枣产业有着不衰竭的推力作用。红枣产业不同于组织严密、体制完备的企业，它是由一个个相互关联的经济单元组成的生产集合，单靠行政命令和经济手段是难以实现的。而文化的功能就弥补了这一管理上的不足，它将使从业人员团结起来，共创市场形成自己的向心力。现代消费者的观念在逐渐发生改变，他们不单是追求物质上的满足，更是得到精神上的享受，独特丰厚的红枣文化会对他们有着很强的吸引力。同时，靠红枣文化打造红枣产业品牌，将会大大增强红枣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实践证明，品牌是产品打入市场、进入流通的“通行证”，谁拥有了它，谁就能站稳市场。名牌的产生不仅需要产品质量的提升，更需要一种独有的文化美、形象美。落户在文化枣乡行唐县的河北万果红酒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张金魁慧眼识珠，传承红枣文化，培树企业精神，在白酒行业日趋衰退的境况下，瞄准全国最大的枣源地（阜平、行唐），建起年产6000吨的红枣纯正白酒基地，靠科技创新，使枣酒的传统酿制工艺和现代科技的中草药配方相结合，生产出了符合国家一级白酒饮用标准（甲醇含量达标）的红枣白酒。“万国红”酒倍受广大消费者青睐，得到了中国营养学会“健康营养红枣酒”认证，并荣获了“中国第一纯正红枣白酒品牌”称号。
第三，要充分认识红枣文化的功能和作用。红枣文化是红枣产业生存和发展的动力，是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竞争中的重要因素。它是企业的灵魂，它的导向功能能把人们的消费观念、消费行为引到红枣产业的目标上来，给产品打上文化的烙印，注入文化的内涵，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消费行为。它的这种导向和辐射作用一旦成熟，将会对经济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如：中国金丝小枣之乡山东乐陵的枣业生产，枣品质量不断提高，枣面积不断扩大，商家不惜成本，投巨资建起颇具规模的“中国金丝小枣文化博物馆”，其文化的功能和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总之，枣文化与其他诸文化一样，其价值的存在是不言而喻的。文化理论中谈到的文化质点，可为一种植物或是一个区域，但不管是哪一种质点，都有着它不同的文化价值。若干文化质点以某一特质为中心，构成功能耦合的文化结丛。既然红枣文化现象具有显型、隐型之分，显型与隐型文化又是“二位一体”的两个方面。红枣文化的探究者从红枣文化的挖掘、传承到红枣文化的弘扬过程中，付出了长期的努力和大量的心血，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那么，我们也可以从大量的文学艺术作品（红枣题材）中得到一个结论：红枣文化不仅仅是物质文化（物质文明），它又是包含了“行为文化”的精神文化（精神财富）。有篇《红枣赋》写到：“人育树，树养人，人树相依，不离不弃。以贫瘠为滋养，以铁骨为躯干，以荆棘不媚俗，以甘甜为奉献。风吹不弯腰，身斫根不断，抗争中求生存，斗争中得改变。”又赞美枣树：“说其性刚，不似柳之婉柔垂顺；说其品正，枝干曲折，但坚强挺硬；说其质朴，果实无奇，却甜美颐人……”看似写枣，实则写人。在特定环境下，赋予枣品格魅力，使其具有现代文化特质和现代文化精神。同时，也让每个人都受到这种文化的熏染，而这种文化的默化对传统人格的塑造又是有着极其重要作用的。
不难看出，这种精神文化不就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一部分么？当然，在民族传统文化因素中，那些保守的、颓废的、退步的文化糟粕是应加以摈弃的。如枣乡民俗中，跪拜枣神求早（枣）当官、早（枣）升迁、早（枣）享清福的封建陋习，是不宜提倡或应该加以批判的。对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优秀的、进步的文化），我们应不遗余力地去传承、去弘扬，从而续写中华民族文化的璀璨篇章。
                                         
         （作者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红枣文化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